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
五四时期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创造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充分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特征，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它的兴起掀起了一股文学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是促使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性运动，作为标志其开始的杂志《新青年》更是一份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杂志，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号召青年应该告别旧的观念而树立新的观念。即要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一代青年。从这些号令中，我们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冲突。
《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主张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是《新青年》杂志认为使古旧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看来，只有束缚国民精神的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社会才有希望，才能革新，秉着“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的思想，文学于1917年发生，它的最初“发声”是1917年一月《新青年》上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出了主张，认为文章应从入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词套曲；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还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要接近，认为白话文学为正宗，这是“五四”文学“发难”的信号，也是文学的第一篇宣言。1917年2月，陈独秀《文学论》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
会文学。”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了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议。钱玄同则从进化论角度论述白话取代文言的必然。以上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们建立新文学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旧文学观念和理论的批判。1919年初，新文学就开始了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的斗争，与1922年成立的“学衡派”的斗争，与“甲寅派”的斗争。
在与以林纾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的斗争中，针对林纾《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中对白话文大加讨伐，认为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们是“覆孔孟，铲伦理”称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行为，鲁迅反击说：“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是否从“四万万中国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为鲁迅与林纾的不同视角也是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根本分歧所在。
在与“学衡派”的斗争中，由于价值趋向与文化立场的不同，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坚决破旧，认为旧的封建伦理道德扼杀人，压制了自由的个人，而学衡派则孔子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强调孔子不仅仅是古代文化，也是世间文化的伟人。新文化运动推崇晚近以来的西方文化，而学衡派认为新文化运动只是“模仿西人，仅得糟粕”。
在与“甲寅派”的斗争中，新文化先驱们认为白话文优于文言，采用白话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而甲寅派却认为白话文不能取代文言文，提倡“读经救国”。
在新文化倡导者们同复古派的理论斗争中，我们显而易见胜负，新文化倡导者们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的，而复古派则比较保守，眼光狭窄，依然停留原地，不得进步。
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对于传统文学的批评是顺应时代要求的，要创建新的文学，就必须丢弃陈旧的妨碍新文学发展的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取得可喜的成就，使白话文运动合
法化，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进而达到启蒙思想的目的，但新文化运动要冲破的是几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标准的束缚，要从艰苦卓绝环境里跋涉而出，采取激进而彻底的方式与姿态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缘由，也正因为这样浮躁和急于获得成功的历史氛围，使得这场也难免有忽略文化转型时期的复杂性的一面，另外，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过程中，由于个人或周围环境的缘故，也会有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作错误的区分或彻底排斥传统文化的偏激行为，这也体现了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有缺陷的一面，新文化倡导者们对传统文化批判有失主观的一面。
总的来说，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有利于现代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