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2007年第1期●理论探讨
东方管理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模式的融合与创新
●阮平南 黄 蕾
摘 要:管理的根基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到社会价值、传统
与习俗的支配。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人们的理念和行为都是在文化的无形影响下形成的。东方管理文化的人本观、和谐观、中庸观和义利观四大核心价值观念,为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中国式的管理模式的特点是: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管理的前提和出发点是“修己”,管理的目的和落脚点在于“安人”;管理的最佳原则是情、利、法、理四者的结合,即做到以情感人、以利驱人、以理服人、以法齐人;管理的理念是天人合一;管理的至高境界在于“无为而治”。
关键词:东方管理 管理文化 管理模式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01-046-02东方管理文化源远流长,曾经帮助东方人创造了辉煌的东方古代文明。当我们回顾历史悠久精深的中国文化时,我们惊奇的发现,以东方人特有的人本哲学精神,早在数千年前就对管理哲学等本源性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探索和思考,涌现了诸如《道德经》、《论语》、《孟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等一系列探索治邦、为人处事等有关管理哲理的不朽名著,充满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管理智慧和深刻的管理哲学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能够更好的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系统的研究东方管理文化、建立中国式的现代管理模式更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东方管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1.人本观。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他把“民”放在三者之首,是国家的根本,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把君与民的关系形象地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君主离开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便意味着政治前途的葬送。由此可见“,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民心之向背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统治者的安危,这也就是当政者重“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人性的认识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与生俱来便有“善端”,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尽管孟子和荀子在人性本质认识上存在差异,但其宗旨却是一致的,即人性的最后立足点都是善,所不同的,只是孟子是主张“本善”,任何人保持和发扬善的本能,就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荀子则是主张“归善”,任何人只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恶性,也可以归乎良善,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提倡“性善论”的目的,是要求当政者推行“仁政”。孟子指出人的善性是施行仁政的基础,为政者应该充分认识和把握人性,根据人性的特点来施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只要有爱人的思想,施行爱人的管理,管理好一个国家就如小物行于掌中一样容易。这是因为,施行“爱人”的仁政,与人们生而具有的善性完全符合,从而能使民心归顺。
2.和谐观。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所谓的“人和”,是指人民之间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他还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人心向背看作是统治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把它提到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孔子倡导“和为贵”,但他也进一步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可见“,和”是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处理事物所采取的积极态度和方法。而“同”不讲差别,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这是不可取的。“和而不同”也要求人们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存在差异性、多样性,使有着矛
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
机的世界。
3.中庸观。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就是说,中庸作为人们本着仁的行为和处理一切事物的总的法则,是最正确而不能变易的了。可见,中庸被儒家视为待人处世的最高原则。
孔子主张“过犹不及”。“中庸”既非“过”,也非“不及”,它是指人适中适度的行为。要做到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中庸并不是一物均分为二的折中点,不是两端的正中间,而是要达到适合于事物实际情况的中正,即“中度”。因此“中度”是中庸所追求的事物最佳状态。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是说,对于世界上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做和不怎样做,怎样做合理,就怎样做。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孔子提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即在不同的时机上采用中,在某种条件下是中的行为,在另一种条件下就不一定是中。因此,管理方式和方法就应随时间、地点、对象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做到权宜应变。4.义利观。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的生存欲望,这本无善恶的区分。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的观点,可见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人们的普遍欲望。但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如果背离了道德规范要求,就是不合于义的行为,就不可能实现自身道德价值的完善。孔子在《论语》中强调,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就是在面临的问题时,一定要首先考虑这利本身和求利的方式是否合乎义。正如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由此可见,个体在对待义与利的关系上,应当做到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管理者在实施安人的管理中,应当持守义利合一的义利观。这一利义观的特点是以义生利。《左传・成公二年》载,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大学》中也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由此可见,为政应当持守义生利的原则。然而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行义的目的在于生利,生利的目的在于安民,这就是义利合一的思想。为政应当以富民利民为目的,才能达致管理目的的实现。
二、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特点
管理的根基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到社会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人们的理念和行为都是在文化的无形影响下形成的。由于东方传统文化的积淀及其所形成的哲学思想,使我们在探讨中国式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中国特有的社会范式的思考。
1.管理的过程———“修己”、“安人”的历程。儒家提出“修己以安人”的命题,构成了中国式管理的基本过程。自古以来,思想家和当政者们都非常重视人的因素,认为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强大都有赖于人。历代统治者都把“重民”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体现出“以人文本”的核心价值观。所谓“修己”,则要求管理者从自我修养的角度出发,首先管理好自己,培养好自己的仁义道德,然后再去管理别人,管理天下。“安人”就是要使整个社会组织的人都能达到各得其所,各有所安,即使百姓们都能够安定的生活,找到自己最合适的社会位置,最终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在《大学》这部儒家经典教程里,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人生目标。可见,从“修己”到“安人”的过程,是从完善的自我管理到社会管理发展的过程。
2.管理的原则———情、利、法、理。(1)情———以情感人。它是以儒家的“性善论”为基础的,即对待被管理者,采取以情动之的正面感化原则,以及从“仁者爱人”的要求而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这种以人的情感为重的管理是建立在其核心概念“仁”字之上的。在儒家的学说中“,仁”是最高(下转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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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师》2007年第1期●新视点
容的大量拼接使用,感性色彩浓烈等。电视
广告作为视觉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拍摄手法、制作理念等方面深受影响。如央视广告部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清逸洗发水广告“: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些广告用语后现代特征很明显,就是感性色彩浓烈、理性元素消失,充盈着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气息,冲击着人们的视角。
四、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市场营销策略1.体验与情感融合的营销策略。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消费者消费时不仅注重产品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情感的愉悦和满足,他们关注的是在哪里获得这一产品,如何得到这一产品,也就是消费者消费时的体验与情感诉求。在这种体验的消费中,消费者寻求的是一种即时的体验、欲望的表达和自由的情感宣泄。体验与情感融合的消费正日益成为社会主流的消费行为,体验与情感融合的营销策略便是在“人的情感”上大做文章,有针对性推出产品或改变销售方法,提供超值服务,使产品散发出来的气氛、情感和趣味与众不同,同时注重消费者消费前、消费时、消费后的体验,让消费者形成强烈的记忆,产生难忘的体验,从而掀起一股产品的消费风潮,把营销这一传统经营活动引入一个全新的情感与体验共存的营销领域。此种思考方式突破传统上理性消费者的假设,认为消费者消费时是理性与感性兼具的,因此,商家可以利用一些纯真情感、古典怀旧、梦想憧憬等鲜明的体验主题,用意境化的情节设计或营销氛围来触动消费者的心灵。比如,麦当劳在中国推出各种针对儿重的游戏、玩具和参与性活动,使小朋友们在享受麦当劳的美味,感受麦当劳独特的气氛的同时,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能,结交了新的朋友。小朋友们在麦当劳的消费体验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求,因此,麦当劳成了许多小朋友向往的地方,商家也同时在他们的体验消费与情感满足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2.品牌与文化融合的营销策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日益丰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言,很难区分为数众多的商品存在的质量差异。差别越不容易看出,消费者就越相信他们对符号价值和品牌的判断。从消费者的认知和体验出发,通过塑造品牌形象未获得消费者的认同,将某种情感或思想上的价值观念赋予品牌,增加品牌的文化内涵,提高品牌价值,激起消费者的高度共鸣,这就是品牌与文化融合的营销策略。当你从货架上拿起“百年润发”洗发水的同时,在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周润发不着一字而尽显风流的气质与那个凄婉优美的中国爱情故事。这种的品牌与文化的融合使商品消费行为达到了以实带虚、以虚明实的审美上的和谐与统一。
3.形象与定制融合的营销策略。后现代时代将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以显示个体的存在和差别。人们在消费商品时也是一样,希望通过个性化的商品来体现自身独特的形象。因此,人们越来越追求那些能够促成自己个性化形象形成、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商品。他们不仅在消费商品,更重要的是
在消费商品的象征意义和符号意义,即形象。同时,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企业的诱导和操纵,而是主动地参与产品的设计,自己定制符合自身个性形象和需求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将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积极主动地参与产品的设计,通过创造性消费来体现独特的个性形象,以此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满足感。另外,网络科技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营销沟通方式带来了性的变化,使得为每个单独的客户提供专门定制的渠道和促销活动成为可能,定制营销也开始广泛应用与发展,定制营销的广泛应用又促进了消费者消费过程中个性形象地实现。瑞典一家公司为顾客定制他所需要的零部件,顾客可以只购买家具零件,自己组装成品家具,消费者获得共同创造产品的体验的同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要。可见形象与定制相互融合的营销策略符合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消费特点。
参考文献:
1.陈宪.后现代主义社会下的消费文化[J].民主与科学,2004(5)
2.何林军.消费文化视野下的后现代主义[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6)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三联书店,19
4.管宁.后现代消费文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J].文艺理论研究,2005(5)
(作者单位:徐州教育学院 江苏徐州
(责编:吕尚)221006)
(上接第46页)的政治伦理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因此,管理者
要动之以情,从自身出发,做出表率,让被管理者从情感上得到感化,进
而使他们“趋之”、“从之”达到“不令而行”的道德化育。(2)利———以利驱人。利,指人们所追求的物质财富。孔子提出追求财富是人们的普遍欲望,管理者应正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并通过有效的引导,使被管理者在合乎义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在治国的过程中,管理者要从社会大众的利益出发,为人民谋福利。人是在不断追求利益中生存和发展的,利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有效驱动力。民心的向背,不仅要依靠一定的政治信念,还要有相当的利益驱动才行。(3)理———以理服人。“以理服人”,即“德治”:国家以一套统一的道德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合理的社会秩序。“德治”是“以仁为本”的内质与“以礼为制”的形式之间的高度统一。“德治”需要通过“礼治”这一途径来实现。“礼”是沟通道德与政治的桥梁,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表现为人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礼的作用就在于协调社会各种关系,使众人各安其分,达到和谐统一。只有借助“礼”这个媒介“,仁”才能变抽象为具体,真正进入治国的实践领域“,德治”才可以落到实处。因此,管理者在实践中要做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4)法———以法齐人。“以法齐人”,即“法治”:通过相应的法律规范及制度安排,通过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司法、立法和执法相互等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它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现代社会治理方式。法必须以权威为基础,并且为政权服务。法治的根本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德治”同“法治”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3.管理的理念———“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中的“天”是指自然和宇宙“,合”即调和、和谐与协调。“天人合一”的主旨就是把人与自然和宇宙看成是相互联系、和谐一致的整体,致力于寻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融合、统一,把主客体的和谐当作是人们应该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在儒家看来“,人心即天心”。因此“,天人合一”的观念从管理意义上来说,表明中国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平衡已达到相当自觉的认识。而
且,儒家强调知行合一,即通过人的自我修养,达到人与自然协同进化,天下趋于大同。这一观念与今天提倡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原则之一“和谐”是不谋而合的。
4.管理的至高境界———“无为而治”。管理的至高境界可以用道家老子的一个观点来概括,即“无为而治”。“无为”即尊重世间万物各自发展的规律“,道法自然”,从而达到“无为无不为”的境地。与道家学派相比,儒家、墨家等学派所提出的“仁义礼乐”治国之术,具有较强的世俗性和实用性。而道家的管理哲学貌似消极,实际则包含了积极进取的治国思想。《老子》一书中把国家管理状况分为三个等级:最好的是“不知有之”———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的存在;其次是“亲而举之”———老百姓感觉到统治者和自己很亲近,常加以赞美;再次是“畏而辱之”———统治者以凶残的手段威迫百姓,随意地欺侮他们。这三个等级是不同管理方式所形成的结果。“不知有之”是“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这种典型的“柔性管理”方式,充分地体现了管理哲学层面的理念在实现管理本质属性之一“协调”上的作用。
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因此,发掘、总结和综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精华,构建当代中国管理模式,并在实践中加以灵活应用,将有助于提高管理水平,推进管理现代化,这就是我们分析和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朱明伟.论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商业经济与管理,2001
(4)
3.刘唐宇,唐坤松.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综合分析与运用.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 北京 100022)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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