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学习资料
“问题小说”作家及作品资料
冰心（1900——）原名谢婉莹，福建省福州市人，最早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1919年在《晨报》上发表处女作《两个家庭》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两个不同的家庭，否定了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来的游手好闲的女子，肯定了受资产阶级教育的贤妻良母，从而提出了作者自己对家庭、教育以至人生诸问题的某些幼稚的看法。接着又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直接以五四运动一个生活侧面为题材，写青年一代被顽固的官僚父亲禁锢在家，而不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苦闷，反映了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父子冲突。《去国》写留洋回国的学生英士，满腔理想，科学救国之志，在残酷现实面前被无情粉碎，又不愿随波逐流，只好再次去国，对北洋军阀的黑暗表示了愤慨。
王统照（17——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人。1918年到北京就读于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并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1924年）、长篇小说《一叶》（1922年）、诗集《童心》（1925年）。
王统照早期的小说在叙事上常具有一种童心与诗意，将“爱”与“美”实为弥合人生缺陷的良方。在他看来，“爱”与“美”及时解决世间“烦闷与混扰”的药方，也是人类“乐其生”的归宿。他在小说中着意描绘人生的艺术图画，把人们的生活幻想成美好的人生乐园，而这个人生乐园却总是遭到外界突来恶势力的粗暴破坏，甚至完全被毁灭。有探索，有芜杂、迷误，注重思考和探索人生问题，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感受到社会的苦闷和哀痛。
《春雨之夜》是一篇散文化的抒情小说，写叙述着“我”在春雨潇潇的夜晚对一次旅行的回忆，一对上中学的小姐妹一路上相依为命的情状，在作者充满爱怜与诗意的眼中，成了一种负载着美丽、温柔、忧郁、纯洁的意象。小说没有故事，却有优美的意境。
《雪后》写一个五、六岁的儿童，在河边用雪筑了一座晶洁的小楼，晚上却被军人的马蹄皮靴践踏成泥污，暗示军阀战争毁灭了人间的美和梦。
《沉思》：纯洁美丽的琼逸事作者理想的爱与美的象征。她希望通过画面将“爱与美”传给人们，却发现人们只知“占有”，就连自己的爱人和以“表现真美”为职责的画师，其实也并不懂得“爱与美”，她只好陷入痛苦的沉思，作者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对“爱与美”的赞颂，以及对“自私”“平庸”的轻蔑。
《微笑》从正面揭示了爱与美的伟大力量，青年小偷阿根因偶尔得到一个女犯人的微笑，后来又了解了女犯人的不幸身世，顿悟她的那一笑，乃是广博的爱人类爱一切的慈祥的笑，一年后，阿根居然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工人。作者企图用这一微笑来表现他理想中的爱和美，并讴歌这美和爱所具有的莫大的“魔力”。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的蒙上了一层美丽而虚幻的色彩，往往“从空中设境或安排人物”，缺乏现实的力量。
《一叶》对人生深感凄惶和苦闷，小说探讨人生问题，对人生陷入悲哀与彷徨。“为何生命是永久的如一叶飘堕地上？为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连着结在我心底？”王统照较为追慕“超越现实世界”的充满光和花的“世界的花园”。
王统照的这些小说叙事的主观想象大于细节的客观写实，充满某种单纯的理念如“爱”“美”等，由于作者善于以单纯的情绪营造诗的意境，作品有一种单纯的美。
叶绍钧（14——1988），辛亥后改字圣陶，江苏苏州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早在1914年就在一些通俗杂志上发表文言小说和旧体诗词，1919年开始白话文学创作。叶绍钧家境贫寒，曾多年从事小学教育。他的小说常常揭示下层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他写得最好的，就是小市民和具有小市民习性的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2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城中》（1925）、《未厌集》（1928）、及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
叶绍钧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由问题小说向较广的社会现实拓展的过程。以教育界、学校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在叶绍钧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长年的教员生涯，使他对现代中国教育界的情形了解的深切详明，对学校生活的各个侧面观察得细致入微，对教员和学生的思想状态、希望欲求、心理活动了如指掌。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的见证人，叶绍钧是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和最有成就的“教育小说家”。
暴露旧中国教育界黑暗的内幕，并透过教育界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是叶绍钧 “教育小说”的基调。他以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和同情，反映了下层知识分子贫穷悲苦的生活状况。与此同时，他对作为知识阶层一部分的教员，也有着严峻的解剖与审视。
叶绍钧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他对“灰色人生”的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征。作家的冷隽、客观的风格色彩并不排斥他的内在热情和主观见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很有些主观见解”，只是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罢了。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在叶绍钧小说风格的诸因素中最为突出。他带着一双透入的观世的眼，冷静的谛视着蜷伏在旧中国暗诹一角里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的内心满蕴着悲悯之情，而在落笔之际却藏而不露、冷隽含蓄，意常见于言外，情不外露文中。
同情与讽刺兼备，是叶绍钧对小市民知识分子用笔的基本特色，在生活的碾盘重压下的知识者，作者看不惯他们的怯弱、空虚、玩忽职守、自私自利、不又要刺它一下，期望他们有所改变；但是他也深知他们的甘苦，造成他们这些不良表现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时他们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他在嘲讽的同时又毫不含糊的把笔锋穿过这些人而指向其背后的黑暗现实制度，从而使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样有讽刺、剥露，又有同情、理解，而这两方面又都含而不露，于是讽刺也就显得温婉、醇厚，不失叶绍钧客观写实的基本风格。
“乡土小说”作家及作品资料
1.王鲁彦（1901——1944），原名王衡，折江镇海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屋顶下》等。30年代写有长篇小说《野火》（《愤怒的乡村》）
他的作品，与暴露社会黑暗之中充满了呼之欲出的荒诞感和沉重的幽默情绪，开掘浙东沿海乡镇子民们在农业经济衰败的社会动荡中的心理，始终坚持对乡民的批判态度，审美上偏重于对恶的、丑陋的事物的深入体验，是乡土小说免于流入肤浅。最体现鲁彦小说特征的是《菊英的出嫁》和《黄金》等。《菊英的出嫁》描绘了浙东农村的“冥婚”陋俗，作者以略含嘲笑的的笔调叙述菊英母亲为这场婚礼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描绘人物对于这种毫无意义之事所倾注的饱满热情。充实的物质铺张、忙碌的人物行为，反衬出人物精神的空白与生命本质的无意义。细密的场面和人物描写，显示了古老中国农业社会落后于时代的蹒跚步伐，而这种奇特的封建陋习叙述得越是具体可见，就越发使人对这种落后性深感震惊。
《黄金》叙述了发生在浙东一个叫陈四桥的小镇的世态炎凉，仅仅因为一个毫无根据的的臆想，昔日备受尊敬的如史伯伯便如丧家之犬，世人以他们最得心应手的市侩手段，给予如史伯伯一家难以承受的羞辱。鲁彦以他对故乡人情事故的谙熟，通过一种戏剧性情景的设臵，将浙东小镇人们的势力心态揭示殆尽。
王鲁彦此类作品提供了小说典型环境描写的新的范式，也使早期乡土小说获得了民俗学的价值。周作人说过：“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和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
2、 彭家煌（18——1933），湖南湘阴人。留下不少表现湖南闭塞农村士绅与乡民之间所发生的各种活剧的作品。《怂恿》比较圆熟，是一种讽刺性的小说，喜剧人物的线条准确，动作紧张，场面调度有方，运用活泼的方言土语，以加强地方色彩，同时加强对话的可笑性。茅盾称这篇《怂恿》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彭的小说叙述冷静、机智，具农民式的风趣，有强烈的地方性，其中将本是悲剧性的故事渗入喜剧色彩，尤为杰出。彭家煌将乡村讽刺体小说这样早地提到较高的水平，为沙汀等积累了很有价值的艺术经验。严家炎说：“比20年代一般乡土作家的更为活泼有趣，也更加深刻成熟。” 3、 台静农(1903——1990），安徽霍丘人，主要的作品有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他的小说多是悲剧型的乡镇传奇，大都笔调冷峻并深藏忧郁，善于以深挚的同情写出人间的凄怆，抒发深广的忧愤。同时，他的作品民间性特别强，大部分以故乡安徽的人事为材料，描写宗法制度对乡村底层的精神统治，生生死死，尤为突出。鲁迅说他“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正如王鲁彦学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彭家煌有鲁迅的含泪微笑，而出身未名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台静农，似乎专注的师承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把中国乡间的恐怖，和盘托出。这样，就带来台静农的浑厚。
郭沫若资料
郭沫若，（1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1929年初参与倡导无产阶级文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郭沫若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潜回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反对和内战。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臶。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