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

在老子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是循环论或循环倒退论。认为老子是主张退回到原始公社时期的生活方式中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我们注意审视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势,或者说把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拿到当前现实生活中去检验它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就能够发现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是\"复归论\而不是\"循环倒退论\"。 一

老子唯道主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老子认为生成天地宇宙的道，运行辽阔无限,周行永不止息。万物由道化生,最终复归于道。世界万物的一生一灭,是道的一次运动过程。老子在\"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中观察宇宙万物的生长发展，虽然丛繁纷云,都要复归于它的本原。宇宙物质世界的复归并非机械地循环,而是万物生命的更新。\"大曰逝,逝曰远,远回返\反者道之幼\"（《道德经》第25意40章）,是物质世界的恒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客观规律。认识掌握了物质世界的恒道是真正的聪明,违背了物质世界恒道的轻举妄为，定会招惹祸灾。自觉运用自然客观规律行事,就通达周全、公正、复归于天道就能长久,终生不会遭受惩罚。\"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同静,静同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投身不殆。\"（《道德经》第16章）,并且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历史\"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德经》第17章）的发展历程,老子发现从道德社会发展到权势社会以后，\"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道德经》第18章),他否定了权势社会伪善的价值观念,发出了“绝仁弃义”的呼喊，主张放弃权势社会的伪善价值观念，寻找科学人文的新出路。老子以\"反

者道之幼\"的内在规律,驾驭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势,进一步论证\"天下有始,可以为天地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道德经》第52章)，就是说物质世界有其演化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他的本原，既然掌握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认识了他的本质属性,既然认识了他的本质属性，就要坚守他的本原,就终生不会受到惩罚。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阶段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社会管理者的奢侈行为,所有的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均衡分配,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和人类生存的根本要求。既然认识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出路,就知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既然认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就要坚守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根本目标,为人类提供理想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秩序，终生就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大道甚夷,而民好径\"(《道德经》第53章)，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管理者不走光明大道而爱走邪路。“五色令人目盲;王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道德经》第12章)。放松了对人的思想教育,驱使人的形体贪欲的本能放纵,覆盖了人类的自然本性,本应该是行善之人的社会管理者,变成了奢侈祸害人民的妖魔，人们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迷雾,已经很久了。\"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固自己久矣儿 (《道德经》第58章) 。所以老子主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责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也\" (《道德经》第章)。体悟人类社会目标的圣人，追求众人所不追求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学习众人所不愿走的光明大道,复归到人们已经走过头的光明大道上来,教育人们按照万物的自然本性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而不要违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由此奠定了老子复归论的社会发展观，并且以超时代的智慧看到,当时社会虽然表面上很雄强,却违背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迟早是要灭亡的。所以主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试,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恒德不tai,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道德经》第28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么矣，乃至大顺”（《道德经》第65章），高尚的道德精神,与物欲追求有相反相成的奥秘,人类如果同心同德地按照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行事,最终一定能够实现人类完善的社会形态,为人类提供理想的生存条件和政治秩序。 二

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性的转折时期,由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发展,更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充分发挥科学的文化功能,把科学人性化,提高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回忆老子复归论的社会发展观,把老子自然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升华到高级的科学人文主义,可以为人类文明新时代开辟新的道路。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远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中国思想已经前进到科学人文主义的地位,并丑有充分的理由说z\"中国是科学人文主义的肇源地之一。\"〈参见《李约瑟文集》第322页〉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即将带动法治全球化,推动人类的文明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事实上人类文明新时代,从60年代的后期已经开始萌芽。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实行全民福利,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高速发展,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的\"黄金时代\"。在工业的基础上,l实现了物质文明的现代化,特别是美国一开始就把全民福利的经济负担推向市场,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避免了全民福利吃大锅饭的后遗症,生产力获得了持续高速度的发展,使美国经济一直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精神文明的先天缺陷,导致物质富裕的人性异化和生活结构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分离,造成多发性社会弊端和当代科学文明危机。从1968年以法国资本主义文化的造反运动为起点,引爆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开始是法国一代过着富裕生活的青年学生,看到他们将要继承的社会毛病存出,以当局逮捕因反对越南战争向巴黎的美国企业扔的学生为导火线，举行示威,接着有许多工人参加,支持学生的行动,许多著名作家和左冀知识份子发表宣言,号召工人支持学生,非党的工会组织号召工业民主化,工人罢工取得巨大成功。后来许多青年学生以穿兽皮、吃素食等原始公社时期的生活方式,反对资主本义社会。到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已经五光十色,作为新崛起的政治为量,陆续登上欧美国家的政治舞台。诸如\"绿党\"、\"生态党\"、\"绿色和平运动\"、\"反核联盟\"等，欧美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频频出台,他们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相对抗,有的沉迷于东方文化的神秘,穿麻衣,吃素食到深山老林住草屋,不信任工业文明,提倡回归自然。有的主张退出世俗社会，脱离个人主义牢笼，一切顺任自然。有的试图以各种越轨的反叛行为对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探索新的价值标准。许多人为寻找发泄对西方现实社会不满的方式顶反叛。如美国出现一个\"真爱同盟\"的青年团体,或许

是吸取性自由的教训,对艾滋病和吸毒的痛定思痛,决心承诺忠贞的爱情和永久性的婚姻,立志保持婚前的贞沽,以酬同样真诚的终身伴侣为奋斗目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拉开了一场性的序幕。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的异军突起,和科技、信息产业以后阶级成份的变化，使传统的社会运动格局发生了变化。从70年代以后，传统的左翼运动自趋衰落,也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提供了很大的政治空间,夺取占领了原来属于老左派的地盘,扩展了新社会运动的势力范围和政治影响。掀起了一场反叛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的运动。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运动,虽然是一场自发的文化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缺乏的理论基础,和组织指挥才能，但是他们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斗争主题,是第一次以否定发达社会去表达发达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新暴露,预示着西方发达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诸方面发生了全方位的转折,标志着人类社会复归的必然性和人类文明新时代的来临,明显的暴露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向左转的倾向。特别是绿色生态运动的生态社会主义，成为当代社会运动中的最活跃的力量。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批叛资本主义的反人道、反自然的制度本质。他们看穿了资本主义是力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实现资本积累的本质,加剧了对世界环境的掠夺和破坏,是全球生态危机目的真正根源。他们喊出了“只有社会主文能够救地球”的口号,只有解救全球的生态危机,才能解救全人类。否则全球生态危机最终将导效地球和全人类的共同毁灭,全人类也将沦为一句空话。他们要求把反对人剥削人和反对人剥削自然的斗争结合起来,实现社会公平,实现社会主义,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生态社会主义者以建立全球实现全球生态平衡,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良然的和谐发展,实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为理想目标，他们要求废除资本主义，致为于建立一个绿色的公平社会（参见周穗明著《文明的震荡》）。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老子“复归论”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进步意义。当前世界处于全球性和复归时期,倡导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为资本主义和权势社会还有余热,资本主义配套的市场运行机制和个性的主流文化，在科技和信息产业的推动下,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效力。特别是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把失业率降低到最低限度。据德国《经济周刊》99年6月17目报导,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近30万人出

国留学进修,其中有10万人已经回到中国，而美国一年就引进两倍于中国20年的回国人才。美国公开宣称它是全球的中心。处于世界经济体系顶端的夸国银行和垮国公司多属于西方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决策权也一直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里。因此,美国打着权势社会的伪善破旗,自任世界法官,干涉别国内政,妄图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拉历史倒退。又以主义自任世界,支持搞活动，阻止人类文明新时代进程。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警告西方人不要过份骄傲,以致忘记他们成熟思想的东方起源,并且予言新的启示可能还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参见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年53-页）。英留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想来没有比欧美和中国文明的合流更伟大的\"（参见《李约瑟文集》）。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学习资本主义肯定成果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民时,必须充分发挥自已的民族文化优势,加强和坚持理想信念教育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教育,增强高尚道德的精神力量和法治的约束机制,抵制商品交换原.则的普遍渗透,矫正贪污\"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治.理措施，摆脱资本主义生产一切可怕的波折，以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榜样影响全世界。同时利用世界霸权主义的反面教员作用,逐步擦亮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眼睛,不断扩大新社会运动的力量和影响,自觉抵制“世界法官”伪善行为的和\"主义\"的野蛮行径,加快建设人类文明新时代的进程。西方发达国家的左翼力量,如果充分利用新社会运动的力量所提供的“红绿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现“红绿联盟”给予西方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理论上的文持和组织指挥才能的合作,协手建设人类社会新文明,将会加快建设人类完美社会形态的进程。随着物质生产现代化的普及与提高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类共住一个地球村,共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人们对于共有一个命运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共同行动的自觉性就会越来越高，最终一定要\"复归\"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共同走向完美的社会形态,走向世界大同。

五德终始——

又称\"五德转移\"。阴阳家代表邹衍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创为\"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甚大。后来的挂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梁任公在其《饮冰室文集〃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谈到阴阳学说之害时曾提到：

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可见阴阳家其要）等，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思想基干。

\"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但却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中国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的历史观。“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

早期的五行学说，经春秋时期的“必有胜”、墨家学派的“毋常胜”(交相胜)到邹衍发展为“五德终始”、循环相胜的观点。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选》李善注引）。又说：“代火者必将水”，“数备将徙于土”（《吕氏春秋〃应同》）。他认为虞（舜）、夏、殷、周的历史是一个胜负转化的发展过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阶段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徙于土的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阴阳消息”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五德转移”，又决定着“并世(当世)盛衰”。在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的每一发展阶段都存在着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两者交争,“胜者用事”,历史属于斗争中的胜利者。而这种五德相胜又是被机械的周期律预先决定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认为王朝的兴起必有天意符瑞作为象征和验证。这种天人感应论是为周秦之际的新兴统治势力服务的，故“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五德终始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封建王朝的一些最高统治者自称“奉天承运皇帝”，所谓“承运”，就是继承某一“德”运。

一种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周而复始地经历同样阶段的理论。如中国战国末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变化和王朝更替，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循环的结果。

主张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简单的重复循环过程的历史理论。

Neirong“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神的时代是原始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英雄时代是贵族统治的时代，是人类的青年时期；凡人统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的成年时期。凡人时代是历史发展的顶峰，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 认识

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古代思想家不能从历史本身去寻找历史变化的原因，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可能想像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现代资产阶级学者无法摆脱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尖锐矛盾和绝望情绪的氛围，这是他们陷入历史循环论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

历史循环论 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周而复始、 简单的重复轮回的历史理论。它是循环论在社会历 史领域中的运用，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中国战国末期齐人邹衍把阴阳消长与五行相克配合改造 成“五德终始”说，并附会于帝王朝代的兴废递嬗，是历史 循环论的较为典型的代表。邹衍认为，历史上的每一个朝 代都以一种“德”为基础，受一种“德”的支持和支配，“德” 有盛衰，朝代随之盛衰。朝代的变换是按土德、木德、金 德、火德、水德的顺序相继更替。如：舜“以土德王”，夏“以 木德王”，木胜土，夏继舜而有天下。商“以金德王”，金胜 木，商继夏而有天下……。汉代董仲舒继承了邹衍的“五 德终始”说。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是绝对 不可改变的，能够变换的只是它的形式。因此，他提出神 学唯心主义的“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三统”即黑统、白统 和赤统。他认为在历史上夏王朝是黑统，商王朝是白统， 周王朝是赤统。三者依次循环，改朝换代。但是，“大纲人 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楚庄王》）。在 欧洲，17世纪末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G〃B〃维科提 出人类社会按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三个阶段循 环发展。神的时代是原始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英雄 时代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贵族统治的时代，是人类 的青年时期；凡人时代出现了民主、平等和科学的繁荣， 是人类的成年时期，这个阶段实际上是维科理想化了的 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峰，在这个 阶段之后，社会又将开始衰落再回到原初阶段，历史发展 的周期重新开始。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发展有一定秩序， 并企图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他们把社会发展的过 程看成周而复始，否认社会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和波 浪式前进的过程，否认社会进步的观点是错误的、悲观 的。他们未能从历史本身去寻找历史变革的原因，不了解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 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 产力状况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向前发展。现代资产阶级 也宣扬历史循环论，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摘要：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前辈学者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单篇研究上，本文拟对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繁荣的缘由，发展的趋势和编纂上具有的时代特点，做 一初步 的探索，期能引起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缘由；趋势；特点

晚清是历史典籍极大发展的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同晚清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契合，纪事本末体史书出现了一些与传统史书截然不同的趋势和特点。

本文拟用 “通识”的眼光，对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演变、发展的轨迹，编纂的特色，作 一 初步的梳理。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晚清纪事本末体兴起的缘由

纪事本末体史书受到晚清史家的青睐，并不是偶然的。首先，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反映历史事件上具有其它史书无法替代的优点，它具有“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和“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而用神”的优点，因而成为晚清史家记载战争史的首选体裁。其次，晚清客观变动的历史形势要求史家及时、准确地记录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代的呼唤推动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繁荣。

（一） 章学诚 “辨析体例”对晚清史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史书体例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 本末体三大 体例。乾 嘉时期 的著名 史家章学诚 着重指出，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尽管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但同时也逐渐产生了流弊，章学诚认为：“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所拘，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 [ [1] ] 纪传体由司马迁发凡其例， 纪表书 传诸 体配合 ，具有很大的包容量，本是编年体后 的良体 。但是后世的修史者不知根据需要变通，“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 胥 吏之薄书，繁不可 删 。”纪传体发展到《宋史》、《元史》等集众修成的史书，史学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废绝，“纪传体之最 鄙 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 猬 ，不可究 诘 ，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挽救，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会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 [ [2] ] 纪传体史书在发展中出现的流弊，要求史家必须因时变通，以纪事 本末体补纪传体 之不足。 在深入辨析体例的基础上，章学诚 提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是“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他采取的办法有二种：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 体配合 ，用纪事 本末体来改造 纪传体。这样改造既保留原来纪传体中“本纪”的作用，又规避了“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的弊端。另一种办法是采用“别录”，即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章学诚对纪事本末体史书优点的分析以及改革史书编撰方向的设想，对近代史 家历史 体裁的选择上影响很大。陈其泰先生说：“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能囊括丰富的内容。[3](p239) 魏源就是受到章学诚的影响，因而比较推崇纪事本末体裁。他说：“纪事之文贵从实，所以垂法戒也。”他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重要目的就是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嬗变之迹，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联系来考察史学的宗旨。他著的《圣武记》贯穿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研究清前期的历史事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为统治者借鉴为目的。魏源还对方 略这种 纪事本末体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略之体例，至乾隆而尽善。若康熙中馆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 专载上谕 ，不载奏疏， 既于情形不 悉。 且圣祖两征 准噶尔， 一 捷于乌兰 布通，再捷于昭 莫多。今方略从第二次亲征起，而初次 乌兰布通之役 不复追叙， 既于事 无根。至 第二次昭 莫多，亦不载费扬古捷奏，则两 创准夷 之功安在？若乾隆中修，平定准噶尔方略 》 ， 则以前编 补述雍正西师始末，正编 扫荡准部 、回部，且章奏 文报灿然 指掌。 盖馆臣 禀承 睿 裁，故 体例明备 。 [4] 陈 黻宸 十分重视史书体例，1902

年著《独史》一文，阐明了他对史书体例的见解，其中对纪事本末体尤为推崇，他说： “ 而 《 纪事本末又病 《 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史例亦颇详矣。然读其书者，或能明理乱兴衰之故，而不能知笔削断制之意。要之，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二者，理各有当，义取旁通，博采兼收，史裁乃出。而必欲于二者中择其一焉，则宜以纪事本末为准，此故读史者所易得而从事者。 [5] 这里，陈 黻宸 主要强调了纪事本末体在文字表述上“简约”的特点，读史者易于把握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梁启超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问世，“于史界别辟 一 蹊径焉。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人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联系到晚清的历史现实，他特别指出：“故纪事本末体，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学最为相近，抑旧史学进化之极轨。 [6] 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的评价，强调了它在增加人们历史智慧方面的价值，认为这种史体同新史学重视事件的发展方向使一致的。

由上可知，晚清史家之所以重视纪事本末体，同它的优点密切相关。纪事本末体史书，因事立目，成篇，较少受到体例上的局限，有广阔的容量容纳众多的史事， 使形式 和内容更协调一致；同时，它以事件为纲，着意于叙述每一件重事的发展过程、因果关系和产生的影响。

（二）变动的时代呼唤纪事本末体的繁荣

晚清变化的时代，需要有一种“宜疏不宜密的 新史体来 重写历史。而编年体和纪传体都过密，不适应于近代形势的需要，“惟记事一体，虽于史法中 最 疏，而求以当前之急用 最 宜。然惟其法之疏，乃更贵于作者之能别出心裁，或 取或舍 ，或详或略，皆有 凭于作者密运 其心，独抒己见，而后可以不为旧史成规所束缚，而成为一部人人易读之史。 [7](P173)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真正促成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迅速发展还是鸦片战争时期急剧变动的时代条件。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急剧转折，中国以往的历史阶段从没有 象 晚清这样的“巨变”，这样的“变局”，这样的历史信息的高度浓缩。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西方列强以武力的方式征服中国的开始，其后，中国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中饱受凌辱，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西方国家用强力的手段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打断了中国社会文化按照它自己的规则演进的进程，史学的发展也必须适应时代条件进行改革。魏 源面对 千古未有的历史变局，发出了“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 随地环体 ，其自西 而东乎 ？地气天时变，史书体例亦因时而变。 [8] 陈 黻宸 也认为晚清的历史形势要求史家敢于创新体例撰写历史：“ 况 今日之史尤有不得不然者，五洲通道，各帝一方，例无高 卑 ，义殊华狄，史固不能详中而略外，为年月以统之。 [9] 纪事本末体史书因民族救亡斗争 而突放 异彩，产生了一批反映反侵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纪事本末史书，具体情况参见下文。面对纷繁复杂的战争，作者用纪事本末体撰写，就可以选择最能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事件，对于某些同战争没有密切联系的小事，或者个人就可以略去不写。比如，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设立篇目的依据就是要能反映“明耻教战，以雪国耻”的爱国思想。《东方兵事纪略》是作者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痛深创剧”的打击下，为“明耻”而作的富有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于光绪丁酉（17年）刊于武昌，共6卷12篇，主要篇目为： 衅始篇 第一； 援朝篇第二 ； 奉东篇 第三； 金旅篇 第四；辽东篇第五；山东篇第六；海军篇第七； 议款篇 第八； 篇上第九 ； 篇下第十 ；表第十一（未刊）；图第十二（未刊）。这些篇目记载了甲午战争发生、发

展到失败的全过程。由于采用纪事 本末体来写 ，因而它的价值 凸 现出来。邵循正主编的《甲午战争》说：“首篇《东方兵事纪略》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它的叙述系统相当清楚，对了解中日战争实况帮助不小，故将它全部采录. [10](P2)

晚清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这时期的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关注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了从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反映各阶层浴血奋战的斗争，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选择最能反映作者思想，又便于传播历史智慧的纪事本末体，确是时代的召唤，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繁荣证明了这一点。

二、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趋势

晚清是纪事本末体史书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用来记载战争。为了比较清楚地了解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发展的概况，编者依据 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 和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遗文志拾遗》为主要资料，将晚清的纪事本末史书列表如次，目的是提供一个宏观的背景，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的阐述。

古今异俗，新故异备

出处：《韩非子·五蠹》。其义相同。 又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从朴素的社会进化论出发，认为社会在进化变化，用以治世之道也应随之而变。为其变法的主张立论。

源于前期法家商鞅。商鞅在秦孝公前纵论变法之理，说： 自伏羲、神农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

韩非（约前280～前233）

中国战国时期哲学家，法家的主要代表。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把荀子著作传到秦国，得到秦王嬴政的赞赏。后为秦臣李斯、姚贾陷害下狱，被迫自杀。他的著作保存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道。他对老子道的概念进行了改造使其具有客观物质性的内容。认为道是天地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据,它又体现在各种事物之中，制约着自然四时与社会人事，是体现在客观事物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的客观规律。韩非同时也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改造、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韩非对辩证法做出了较大贡献。他首倡“矛盾之说”，韩非认为，所谓矛盾，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和对立是普遍存在的。他列举了“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等对立的范畴。指出矛盾有多种多样的表现。韩非认为，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他认为在导致矛盾转化的条件中，内因固然有决定的作用，外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认识论方面，韩非主张认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他强调认识的目的性与功用性，认为一切言论都必须有的放矢，反对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韩非在认识论上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参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的言辞是否可靠，观点是否正确，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功效及其分析、比较等手段加以验证。韩非的社会历史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调社会的进化，注重当前的现实，反对“是古非今”的复古主义；另一方面，他比较重视物质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试图探索引起社会变化的物质原因。

战国后期政治理论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是韩国公子，他与李斯都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学生，早期见韩国日趋削弱，曾上书屡谏韩王,不得用,总览“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之得失，发愤著书十余万言，世称《韩非子》。后传至秦国，秦王嬴政见《孤愤》、《五蠹》等篇，赞赏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嬴政十四年（前233）,欲攻取韩国。韩王安派遣韩非使

秦。由于政治上的利害关系，秦王对韩非未予任用，进而听信李斯、姚贾的谗言,将韩非下狱，迫其自杀于狱中。

韩非批判地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成就，提出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这是在总结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主义的集权封建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治民无常，唯治为法”，由此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他认为“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烦”，而且要“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他主张“峭法严刑”，“重刑止奸”，并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这些构成其“以法为本”的基本内容。然而从阶级本质上来看，“以法为本”的思想核心是：以暴力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巩固以土地私有制为特点的封建经济基础。他鼓吹的\"重刑止奸\"，主要是针对所谓“民之性”“喜其乱”、“恶劳而乐佚”提出来的，正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仇视而采取的极端的思想和惩罚主义。韩非为了建立封建主义集权制政权以实行“以法为本”的“法治”，又主张君主必须“抱法处势”和用“术”来驾御臣下。

韩非能提出“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与他继承了荀况的唯物论和批判地吸收了《老子》一书的朴素辩证法是分不开的。他对“道”作了唯物论的解释，提出“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因道全法”，“至之治也”；他发挥了“法后王”的思想，提出“法新圣”、“美当今”的历史进化论,阐述了“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世”、“事异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道理；他还提出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方法，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为他完成新兴地主阶级法治思想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总的说来，韩非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基本上还是唯心史观，他提出“民智之不可用”；用“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把“尊主安国”作为划分忠奸、区别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这是韩非不可克服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