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裔作家在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建构

“ 城 裔 ” 的 得 失

—— 城裔作家在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建构

周水涛

内容提要 “城裔”为新时期城裔城籍作家提供了城市文化视角，使他们在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建构中具有农裔农籍作家不具备的文化优势，但同时也给他们的文化建构制造了障碍。城裔城籍作家在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建构中的优势与劣势主要体现在知青作家的创作中。“新生代”城裔作家在乡村小说创作队伍中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

关键词 城裔作家 文化建构 文化批判 知青作家

“文化建构” 在乡村小说在创作中一般表现为文化批判、文化探寻、文化展示等创作行为。“城裔”使城裔城籍作家在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建构方面占有一种农裔城籍作家并不具备的优势，这一优势是城市文化视角。城裔作家生长在城市，城市的“利益、兴趣”和“特有社会组织”造就了他的文化人格和价值观念体系，当他面对乡村时，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城市文化为参照，从城市人的价值观念出发而审视乡村、体味乡村，从而在他的描写中显现出许多与农裔乡村小说家的创作不同的东西。以城市文化为参照、从城市人的价值观念出发而审视乡村、体味乡村，构成了城裔作家乡村小说创作的城市文化视角。这种城市文化视角主要通过两种创作态度表现出来。

一是文化批判。

“文化批判”在此是指城裔作家立足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或乡村人格进行审视和挑剔。与农裔作家的文化批判相较，城裔作家对乡村文化的批判具有两大优势：（一）文化的敏感——当城裔城籍作家将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异己文化或异类文化看待时，他会敏锐地发现许多一般的农裔城籍作家难以发现的东西；（二）文化的清醒：城裔作家对于乡村文化不具有文化血脉的牵连，因而在审视乡村文化时不会有文化情感的羁绊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因此，尽管《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冷惊》（乔典远）、《焦大轮子》（于德才）、《都市里的生产队》（柳建伟）等由农裔作家创作的乡村小说对农民文化进行了深邃的思考 ，但在新时期阶段，批判乡村文化的厚重之作主要出自城裔作家之手，如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何士光的《苦寒行》、吴若增的《翡翠烟嘴》、王祥夫的《永不回归的姑母》、《乡村事件》、铁凝的《麦秸垛》等等。与农裔作家相较，城裔作家的文化批判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犀利与深刻。

城裔作家对乡村文化的批判的犀利，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文化缺陷的毫不留情的挑剔、批判的锋芒直指乡村文化本体或将乡村文化缺陷的成因归之于乡村文化自身，如对农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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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理缺陷的审视、对农民人格缺陷的剖析、对乡村文化痼疾的针砭等。例如，《西望茅草地》、《拂晓前的葬礼》等作品揭示了封建主义与小农意识对农民文化心理的扭曲与毒害、《苦寒行》、《永不回归的姑母》等作品展现了乡村人格的猥琐与孱弱、《翡翠烟嘴》等作品嘲讽了乡村文化的落后、愚昧与保守。这些作品的文化批评所显现出来的苛刻与尖锐的程度是一般农裔作家的作品所难以达到的。城裔作家对乡村文化的批判一般都是在否定乡村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的。例如，在阙迪伟的笔下，农民阶层是一个自私、滑、愚昧的阶层，他的《第一案》等作品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乡村文化是一种半蒙昧的文化，而农民则是一个急待启蒙或救赎的群体；在《苦寒行》中，“我”给人的错觉是乡村社会中的一员，是乡村文化的认同者，但实际上在“我”的身后站着一位表情严肃的城里人——何士光通过展示朱老大父子的言行和渲染梨花屯特有的文化氛围，从根基上否定了梨花屯文化或乡村文化。

城裔作家的文化批判的深刻性主要表现为作家们的文化审视的深邃和作家们的文化思考对传统思维模式的超越。自《阿Q正传》等作品问世之后，我国乡村小说的文化审视或文化批判形成了两种基本思维模式：揭示封建意识对农民的心灵毒害、人格扭曲和展现小农意识对农民人格的发展或升华的束缚；从叶紫、沙汀到赵树理再到高晓声，乡村作家们的创作都没有超越这两种思维模式。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创作局面开始有所改变。《拂晓前的葬礼》等作品在依托、承续传统的思维模式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思维模式。例如，《拂晓前的葬礼》在通过塑造王家祥这一人物而展示农民文化人缺陷和农识的局限性的同时，作者赋予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特殊的隐喻内涵，通过对这一人物的政治生命的描写而概括了历史上所有崛起于垄亩之中的乡村英雄们的文化局限与文化结局。出现于80年代后期的《苦寒行》对传统的文化审视与文化批判思维模式突破之处在于凸现了萎缩的乡村人格与“苦寒”的内在联系；创作于90年代上半叶的《永不回归的姑母》、《乡村事件》等作品对传统思维模式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作品对懵懂、粗鄙等乡村人格缺陷的描写和对乡村人格在强势文化面前显露出来的怯懦、猥琐的揭示。这些作品对传统思维模式的突破与超越既是我国乡村小说的文化批判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掘进与发展，也是城裔作家的乡村文化批判的深刻性的具体表现。 二是文化悲悯。

文化悲悯是城裔作家立足于城市文化而俯瞰乡村时所生发出来的一种文化同情心，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悲天悯人的创作心态。城裔作家的悲悯心态与农裔作家的悲悯心态有着质的区别。城裔作家的悲悯心态来自只有城市人才有的文化优越感，烘托这种心态的是文化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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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欲望，而农裔作家的悲悯心态中更多的是“物伤其类”或“伤筋连骨”的感伤与悲愤，其中还包含着对乡村苦难的默认和对在苦难中生存的父老乡亲的坚韧的赞许。因为，对于大多数农裔作家而言，他们在走出乡村之前就从父辈那里学到了对付苦难的方法，恶劣的生活条件早已造就了他们对待贫穷与困苦的特殊文化心理，即对乡村苦难的默认、隐忍与达观——在刘醒龙的《凤凰琴》中，凄苦的故事情节后面隐藏着一个意志坚韧的叙述人，而田中禾的《五月》、白连春的《拯救父亲》、冯积歧的《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等作品则饱含着作者的文化义愤。所以我们说城裔城籍作家的悲悯心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一种只有“城里人”才有的文化心态，它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中的“心态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作家是社会的良心，尽管这种悲悯心态建立在城裔作家的文化优越感之上，但与一般的城市人相较，他们的悲悯心态少了几分世俗的文化自傲，而多了几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这种带有社会责任感的悲悯心态使城裔作家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建构提供了许多农裔作家难以提供的东西。在城裔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中，悲悯心态是一种普遍的创作心态。例如，在描写乡村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作品（如《寻找》、《黑娃照相》等）中，作家们显露出一种如释重负、“当今乡下人的日子好过了”的欣慰，在对乡村人格或乡村文化进行挑剔的作品（如《拂晓前的葬礼》、《苦寒行》）中，“哀其不幸”的成分往往多于“怒其不争”，在揭示乡村生存困境的作品（如《厚土》等）中，往往涌动着作家们的救赎冲动。笔者认为，城裔作家的悲悯心态在那些揭示乡村生存困境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悲悯心态使城裔作家在这一创作范围内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建构做出了两大贡献。

首先，他们以一种文化的敏感揭示了当代乡村的生存悲剧。我国的乡村分布地域广阔，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一和自然条件的差异，不少地区的乡村一直难以摆脱贫困，因而揭示当代乡村的“生存”困境是新时期乡村小说的重要书写内容。然而，从“生存”的角度比较深入全面地揭示乡村困境的作家不是来自乡村，而是来自城市——部分城裔作家以一种文化的敏感发现并描写了乡村的不幸：朱晓平、李锐、、邵振国、史铁生、阙迪伟等一批作家构成了一个农裔作家难以与之匹敌的阵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乡村的生存困境。就创作的主体而言，城裔作家对乡村贫困的文化敏感主要来自“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前喻作用所培育的心理期待，即：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使“乡村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的城市观念，这一观念的存在又使城市人产生一种文化优越感，随之又生发出亲睹乡村贫困或对乡村贫困进行实地勘察的欲望；从创作客体的角度看，城裔作家的对乡村贫困的文化敏感主要来自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所致的城乡经济、文化的巨大反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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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城裔作家敏锐的感知接触到特殊的乡村现实时，他的心灵受到了强力的撞击，继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例如，“自小生长在城市”的邵振国在甘肃乡村第一次目击乡村的贫穷是流下了辛酸的泪水，①朱晓平初到陕西林游地区时被当地的贫困境况所震惊，于是强烈的感触转化为他们强烈的创作冲动。城裔作家们对乡村的贫困的敏感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建构贡献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例如朱晓平、李锐、、邵振国等作家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存条件角度审视农民的生存困境，揭示农民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中生存方式和生成的文化心理，从而展现了我国当代农民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创造”的“贫困文化”，②他们的艺术描写为我国当代乡村小说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农裔作家至今没有系统提供的文化内涵。——西北是我国首屈一指的贫困地区，因而描写大西北乡村的生存境况是新时期乡村小说的重要内容，但在描写大西北生存境况的作家群中我们很难见到农裔作家的身影。

其次，悲悯心态一般都能使城裔作家对乡村生存困境的观照上升到社会文化学乃至“文化哲学”层面，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深沉、凄怆的文化意蕴。从整体上看，城裔作家在观照乡村的困窘人生时都能超越具体的现实与凡俗生活，由一般的人道主义关怀或社会学的审视上升到对人生、生命、历史的文化沉思。例如，在朱晓平对金明（《桑树坪纪事》）受伤、住院截肢、伤愈后讨活干、最后用双臂支撑身体外出“过荒”这一过程的描写中，在对杨万牛（《远村》）的爱情悲剧与人生坎坷的展示中，隐含着作者超越具体现实之后对人生或生命的咏叹，掩藏着作者在体味乡村苦难人生时的自我道德净化，以及作家在自我道路净化过程中对“文化失范”后在欲海中沉浮的芸芸众生的文化警醒；而在作家们对清平湾、桑树坪、吕梁山、“远村”那闭塞的生活与沉寂的人生整体描写中，则浸透了作家们对历史演进的艰辛和民族生存的苦难的沉吟与喟叹。超越现实、从“文化哲学”角度观照乡村的“生存悲剧”，这一点是一般的农裔作家很难做到的。例如，农裔作家在展示90年代的乡村的文化悲剧时，他们难以入乎其中，出乎其里，现实的不公使他们的文化义愤滞留于文化社会学的浅表层面，他们对90年代乡村文化悲剧的思考难以上升到“悲剧哲学”或文化哲学的层面。

我们在展示“城裔”给城裔作家在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建构方面带来优势时，还要看到“城裔”给他们在文化建构方面带来的劣势。

城裔作家是新时期乡村小说创作的重要力量，若从目前的年龄结构看，城裔作家创作队伍主要由三个年龄段的作家构成：一是出生于50年代之前的、由“右派”为主体的年长作家，如何士光、张一弓、李国文、王蒙、等人，二是由“知青”为主体构成的中青年作家群，如韩少功、朱晓平、史铁生、王安忆等，三是出生于60年代之后的“新生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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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苏童、余华、格非等。在这三个年龄段的作家中，李国文、王蒙等老一辈作家从80年代末开始就不再创作乡村小说，新生代作家在80年代末崭露头角，就乡村小说而言，他们是一个阵营弱小、力量单薄的创作群体，因此，只有以知青作为主体的中年作家群是乡村小说创作的中坚。知青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高峰期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阶段内。在这近10年的时间内，他们的乡村小说创作先后出现了三个热点：苦痛宣泄、回望乡村和文化寻根。③知青作家的三大创作热点是新时期乡村创作中的亮点，这三大亮点在显示知青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业绩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在乡村小说创作方面种种局限与不足。若仅乡村小说的文化建构而言，其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拓展的后劲不足。近10年的“插队”生活为知青作家群提供近10年的创作。在这10年中，第三个创作热点——寻根文学出现时，知青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从创作的数量上看，“寻根”之作的数量之微与苦痛宣泄阶段、回望乡村阶段的多产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寻根”的创作实绩的平平与理论倡导的喧嚣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艺术方面看，为了弥补“生活资源”或“文化资源”的匮乏，作家们不得不大量攫取“技术资源”，隐喻与象征成为作家们反复使用的艺术手法。此时，许多作家笔下的乡土不再是与现实或历史有着密切关联的乡土，而是根据流行的文化观念进行艺术编码的平台。进入90年代之后，知青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日渐衰微：在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主体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中难以见到知青作家的作品，重复已有创作的题旨成为为数不多的乡村小说创作中的常事；此时，知青作家们还在写乡村，但作品的重心不再是乡村，而是知青自己，在这些作品中乡村仅仅是知青们活动的背景。

二是对乡村文化的关注面狭窄，在乡村文化领域内开掘的深度有限。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城裔作家在乡村文化领域内的开掘主要表现为文化批判，而这种文化批判又集中指向乡村人格或“国民性”；因此，以知青作家为创作主体的城裔作家的文化开掘实际上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其文化批判的深刻性仅仅显示了他们的文化开掘在一个“点”上的深度。就文化开掘的广度而言，观照乡土精神、审视宗法文化或乡村文化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展示城市化加速之后的乡村文化的尴尬境况等既涉及乡村人格但又远远超越乡村人格的文化领域，知青作家很少涉足；就文化开掘的深度而言，知青作家至今没有拿出一部像《古船》或《白鹿原》之类既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又有较大的思想深度的乡村小说。

知青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的后劲不足和在乡村文化领域内开掘的种种局限与“城裔”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城裔”造成了以知青为主体的城裔作家的文化建构的两大劣势。

首先，“城裔”使城裔作家的生活积累不足。影响知青作家生活积累不足的关键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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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在乡间生活时与乡村的距离。这种距离是一种情感距离，也是一种文化距离。当今的知青作家是几十年前“上山下乡”大潮中的普通一员，因此，当时的知青与乡村的情感距离也一度在今天的知青作家身上存在。当时的知青与乡村的情感距离主要表现为由精神困惑所致的对乡村的情感隔膜。当年，百万知青带着火热的激情和崇高的理想奔赴乡村，但贫困的现实与生活的艰辛很快就击毁了他们的理想，浇灭了他们的激情；尽管有极少数人矢志不移，诚心诚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农村，但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信仰与前途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信仰的动摇与对前途的疑虑直接影响到大多数知青对待乡村生活上的态度和对待乡村的情感。从“苦痛宣泄”阶段的许多小说中和90年代出现在“知青文化热”、“知青寻根热”中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知青把乡村当作他们的流放地，他们多以城市弃子或“落难公子”的身份暂时客居乡村，因而他们大都以城市人的优越感俯瞰乡村，和乡村保持着距离。例如，许多宣泄苦痛的作品在批判时代的谬误和他们自身遭遇的不公时，隐含着对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的认同和对包括知青在内的城市人的地位与权利的强调，而完全忽略或默认了中国农民这个更大的群体在更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更大的“不幸”。知青对乡村生活的抵触情绪与隔膜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乡村生活的体味和对乡村文化的认识。对于日后成为作家的部分知青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对乡村生活体味的浮浅和对乡村文化的隔膜是致使他们在新时期阶段的乡村小说创作中后劲不足和文化开掘的种种局限的关键因素。

其次，“城裔”导致城裔作家缺乏乡村的“童年经验”。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④对于乡村小说创作的创作主体而言，童年经验至关重要。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是人生中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童年是人的知识积累的重要阶段，更重要的是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现代心理美学研究发现：童年时的某种经验被纳入整个人生经验的整体长河中之后，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会被不断地变换、生成；这种经验溶入生命活动和心理结构的整体之后，能参与心理结构的对于新的人生经验和行为方式的规范与建构。⑤因此，对乡村小说创作而言，没有乡村童年生活经历的知青作家与一般的农裔作家相较缺少了两种东西：一是在他的创作生涯或创作过程中用来“变换、生成”新的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二是对他的“新的人生经验和行为方式的规范与建构”施加影响的东西。前者的缺乏使知青作家在日后的创作中得不到可以重塑或重组的创作资源——这种资源既包括那些具有原初意义、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即可由“生活性”向“审美性”转化的资源，又包括那些可以催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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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成年阶段获得的生活积累、生命体验，触发新的艺术联想的资源。这一资源的缺乏既导致知青作家在乡村小说创作方面的后劲不足，又了知青作家在乡村文化领域内开拓的深度与广度。后者的缺乏使知青作家不能像农裔作家那样对乡村产生一种血脉同源的依恋感和对乡村文化产生一种非功利性的、超伦理的价值认同感。现象心理学关于“意向性”的理论揭示：童年经验能生成、建构艺术家终生的体验的意向结构，即所谓“先在意向结构”；这种“先在意向结构”，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艺术“心理图式”，不仅影响艺术家的艺术体验活动，而且还制约着艺术家的情感取向和价值选择。因此，这种“心理资源”的缺乏不仅既能影响到以知青作家为主体的城裔作家对乡村生活的体验方式、体验质量，更重要的是导致以知青作家为主体的城裔作家对乡村的“先天性”的情感距离或文化的茫然。所以，这种“心理资源”的缺乏直接影响到知青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建构。——对于进行乡村小说创作的城裔作家而言，童年经验的缺乏是一种的“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在新时期阶段的城裔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中有一种相当明显的表现：他们在描绘乡村的贫穷、落后、愚昧时（如陆天明的《 桑那高地的太阳》、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李锐的“吕梁山系列”），在根据主流意识拟定的或期待的模式描写乡村的“改革开放”时（如张贤亮的《河的子孙》、蒋子龙的《燕赵悲歌》），显得心用手，驾轻路熟，但在发掘乡村文化的底蕴和在“生存悲剧”、“文化人格批判”之外的乡村文化领域内进行开拓时，就显得心虚气短，力不从心，此时他们的创作就无法与贾平凹、陈忠实、张炜、李佩甫、刘醒龙等农裔作家或有过乡村童年生活经历的作家的创作匹敌了。

此外，文化底蕴的单薄、与乡村的“超利害关系”等与“城裔”相关的因素也是导致以知青作家为主体的城裔作家的文化建构局限的关键因素。本文在此对这些问题暂不展开讨论。

城裔“新生代”小说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有着自己的特点，限于篇幅，本文在此暂不讨论。“

乡村小说创作是一个特殊的创作领域，严格地说，生在城在城市的作家并不具备创作乡村小说的条件，然而，我国当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变动、社会运作方式从不同的方面为城裔城籍作家创作乡村小说提供了条件。讨论城裔城籍作家在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建构方面的得失，无论是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还是对整个当代文化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尝试。

注释

①邵振国《<麦客>想告诉读者些什么》，见《小说选刊》1986年第6期第150—151页。 ②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通过对贫困地区的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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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刘易斯认为，贫困不仅会消弭人们改变现实的动机、使人们养成听天由命的个性，而更重要的是人们在长期贫困生活的积累中形成一种完整的生活态度和一系列消极应付贫困的方式方法，从而形成“贫困文化”。这种文化会世代相传。在传递的过程中，上辈教育后代是如何接受贫困、对付贫困、适应贫困，而不是如何积极的改变贫困或消灭贫困。见Lewis,Ola Vida. A Puerto Rican Fa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an Juna and New York. New York:Random House, Inc,

③ “苦痛宣泄”出现在7、80年代之交。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王安忆的《绕公社一周》、《广阔天地一角》、陈村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等作品可看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乡村的落后与丑陋，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以被时代的欺骗者、被城市的遗弃者的身份和口吻倾诉自己的苦难与伤痕是这些作品的重心所在。“回望乡村”这一创作热点出现在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这一时段内。挤进城市或在城市立足的艰难使知青作家们诗化往日的乡村生活，而在城市站稳脚跟之后的快慰与自信又使作家以“审美”的目光回顾昨天的路程，于是他们一改在7、80年代之交对乡村的蔑视与怨怼，代之以对乡村的悲悯与怀念。韩霭丽的《田园》、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远村》、陈村的《蓝旗》、《儿子》可作为这一时段的代表作。这一创作潮流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之后，李锐的《厚土》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是这一创作“潮流”的压轴戏。在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兴起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导致寻根文学的兴起。实际上知青作家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和主要创作者——“文化寻根”使知青作家再次回顾乡村，审视乡村的深层内核，于是，寻根文学成为知青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热点。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可看作这一时段内的代表作。

④⑤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学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105页。

On the Urban Author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Novel Creation in the New Period Hubei Xiaogan University Zhoushuitao

Abstract The urban descents in city have given the urban authors an urban visual angle ,which affords them an advantage in rural novel creation that the authors coming from countryside can not get. But their urban descents in city have also impeded their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novel creation .The advantage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urban authors in rural novel creation mainly showed in the Educated young authors’ novel writing .The “new urban generation authors” are a special creation group.

Key words authors with urban descents cultural critique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Educated young authors

电子邮箱zstandlzh@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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