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创作在艺术形式方面有着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人们在评论他时也往往更关注其作品的艺术形式。然而在 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之后， 会发现其深处还隐含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就是他的写作所具有着的鲜明独特的民间特征。 不论艺 术形式怎样多姿， 如何创新， 莫言始终对民间文化作出关注， 他在故乡的土壤上不懈地挖掘， 带着上下求索的精神， 使得笔 下的乡土小说表现出了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关怀。 关键词 莫言 民间文化 传承与转化 一、 民间文化对作家的滋养 一个地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它的民风民俗， 无论是在 政治、 经济还是文化各个方面都有着它的体现。莫言在农村 生活了二十多年， 高密东北乡的民风民俗自然成为他创作的 重要色彩， 他往往在作品中赋予这些生活经历以新的生命。 作家自己也说： “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 而没有成为 像海明威、 福克纳那样的作家， 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 关。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 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 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 很显然， 。 家乡的民风民俗强 烈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莫言 1955 年出生于山东高密， 直到 二十多岁才离开故乡。相信他已深切的感受了农村生活， 而 生活给与他的黑暗与苦难， 换个角度说， 则是对他文学创作的 一种恩赐。莫言成长在家乡的黑土地上 “那片黑土地对庄稼 刑》 “猫腔” 里的 也与民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猫腔” 乃是 一种地方小戏种， 热情奔放、 放任不羁是它给人最明显的感 觉， 可以说高密东北乡的老百姓们把精神集于了此处。主人 公孙丙以 “猫腔” 这种比较张扬的方式来张扬自己的个性， 在 生活中、 在面对苦难时， 他就用 “猫腔” 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二 者合二为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猫腔” “ 之于孙丙实际上就 是民风民俗之于普通大众。 总之， 民风民俗、 民间文化与作者之间有着割舍不了的联 系， 民间不仅在精神层面上滋养着作家， 而且也反过来不断赋 予自身以新的内容。莫言就是高密东北乡民风民俗的纪录 人， 作家创作与民间文化相融合反而会出现崭新的灿烂。可 以说也正是由于民间文化这样的滋养， 才使得莫言笔下的 “高 密东北乡” 有别于沈从文的湘西、 也有别于鲁迅批判小说中的 的种子来说是贫瘠的， 对感情的种子来说是肥沃的。 《神聊》 农村生活。 ” （ 作者自序） 而且他还对家乡进行了深切的抒情：高密东北乡/ “ 生我养我的地方/尽管你让我饱经苦难/我还是要为你泣血歌 唱。《天堂的蒜薹之歌》 ” （ 作者自序） 作者直言不讳与故乡的紧 密联系：虽然我身在异乡， “ 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 我的肉体 生活在北京， 我的灵魂生活在故乡的记忆里。 ”故乡就是莫言 生命的源泉、 创作的源泉。他曾说： “这段农村生活其实就是 我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我塑造的人物， 我使用的语 言都与这段生活密切相关。如果我的小说有一个出发点的 话， 那就是高密东北乡， 当然它也是我的人生那个出发点” 。 在莫言的创作中大多数都是以故乡为背景， 中国农村的 风俗风情、 人情世态得到了尽情的书写。 作者把潍县年画、 胶 东剪纸、 猫腔、 泥塑等民风民俗写进了作品中。 《红高粱》 在 中 就有 “我奶奶” “帼帼出笼” 剪 、 “梅花小鹿” 等描写。而 《檀香 二、 对民间文化的传承与转化 对莫言来讲， 故乡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于是， 民间 文化的传承与转化自然而然的出现在他的创作中。 这里所说 的民间文化指的是以民间的方式保存和流传的文化， 更多体 现的是民风民俗。 众所周知， 山东高密历史上属于齐国范围， 齐地文化喜道教， 喜虚荣夸诞， 而礼教淡薄， 同时很具幻想色 彩。因此， 它具备了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魔幻般的想像； 二 是夸大荒诞的风格。 莫言的小说创作正是充分地显示了这两 个特征。 传承是转化的前提， 在莫言的感觉和故事类的叙事作品 中， 正好表现出了魔幻想象的特点。莫言书写感觉是从不吝 啬笔墨的， 他的作品总能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透 从 明的红萝卜》 开始， 作者已表现出他的这一特质了。 在这篇小 322 2009 年第 7期 安徽文学 文 化 万 象说中， 莫言塑造了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黑孩形象。黑孩不 怕冻， 他的脚掌像铁一样， 但他内心深处有着的美好的幻象 —— “透明的红萝卜” 。正是 “透明的红萝卜” 使得黑孩这么 ， 一个瘦弱的小孩子能承受着不堪想象的苦难， 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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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着非人的 民间的视角。其实，在--莫言的长篇作品中这种风格有着更 突出的表现， 《檀香刑》 例如 正体现了民间精神。其实这是一 个简单的戏子反抗德军的故事。然而故事本身似乎并不重 要， 它真正要表现的是以孙丙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人的反抗 环境。 “透明的红萝卜” 只不过是一种美好感觉的象征罢了， 精神。他的虽然失败了， 但他却在高密东北乡人心中获 却能赋予这个小小的生命以顽强的活力。 随后奠定了作家在 中国当代文坛独特地位的 《红高粱》 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俺把 “ 秋千荡到了最高点， 身体随着秋千悠荡， 心里汹涌着大海里的 潮水。 一会涨上来， 一会落下去。 浪头追着浪头， 水花追着水 花， 大鱼拉着小鱼， 小鱼追着小虾。 哗哗哗哗„„然后让大坝 决口， 让潮水退潮， 浪头拖着浪头， 水花扯着水花， 大鱼拉着小 如此短短一段 鱼， 小鱼拽着小虾。 啦啦啦啦啦， 退下去了”。 话就把荡秋千的感觉伸延了出来， 等等......。因此， 可以说莫 言以感觉的形式直接地接触了民间文化， 他用官感为我们构 建了一个生动的感觉世界。
“乡恋”是人们的情感经年累月凝固成的一种朴素的情结即对“精神家园”的呼唤尤其对作家来说这更就是他们灵魂的归宿。故土的乡恋情也凝固成我们民族一种弥久温馨的集体无意识尤其对在外漂泊的文化游子来说乡恋总是一种精神的皈依。人在旅途坎坷寻觅精神漂泊的太久眷恋乡土的情愫、精神还乡的渴望便愈显得浓烈而执著。因此故乡的风俗民情便闪现在作家面前启迪着他们从中寻找自己精神的栖息地。这种乡恋情结在莫言笔下表现的更为痛快淋漓他的这种乡恋情节通过描画故土高密的风俗民情展示出来童年记忆中的《透明的红萝卜》中人们的闲聊文化工地上的老、小铁匠的打铁以及投射出作家影子的黑孩拉风箱的情景《金发婴儿》的民间医药背后的神秘故事和人们耕种的画面晃成血海的《红高粱》地里演绎出一幕幕乡民习俗风情剧《丰乳肥臀》中那庄严神圣的朴素母亲的“乳房”《檀香刑》唱出故乡英雄孙丙凄凉、婉转的“猫腔”小调冬日里充满温情与欢乐的《草鞋窨子》《故乡遥远的亲人》里走出了八叔结婚的喜庆场面和大奶奶凄婉的葬礼弥漫着饺子香味和“财神爷”凄凉腔调和浓浓除夕夜气息的《五个饽饽》《石磨》中磨面棍推出一段令作家终生难忘的甜蜜而苦涩的情爱往事这些故乡高密东北浸润出的带有浓浓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与时代的矛盾、外部的际遇结合在一起使作家内心的压抑感上升为一种诗性的冲动理性宣泄出浓郁的乡恋情愫。民风民俗可以说是一个地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体现着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作为一个离乡几十年的游子家乡的民风风俗无疑是莫言恋乡的引子他能把过去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全激活了。因此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有意把“下里巴人”式的民风民俗如富有时代感地方气息的房屋建筑、农具、日常的饮食习惯胶东剪纸高密地方小戏猫腔地方方言、谚语、歇后语婚殡仪式等写进作品从而激起他恋乡的情思可以说莫言是高密东北乡民风民俗的见证者、记录人。一、魂牵梦绕的地方小戏戏剧为中华文化中的艺术瑰宝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戏剧文化如关中秦地的秦腔、吴越地带的越剧、北京的京剧、中原河南豫剧„„都与当地的民风民俗有密切关系。莫言在《檀香刑》中描写的“猫腔”名叫茂腔是一个地方小戏它是作家故乡广大农民精神、情感集居之地。这里的人们把生活热情、艺术感受、生命理想均寄托在“猫腔”那种声情并茂的唱腔之中可以说“猫腔”是高密东北乡人集体无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莫言对于“猫腔”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猫腔”作为高密地域乡土文化的代表已成为作家怀念故土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一个来自农村并至今依恋农村民风民俗的作家莫言采取与“文人式作家”“城市作家”完全不同的小说风格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往往从高密东北乡的民风民俗入手。如孙丙作为“猫腔”这种民间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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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形式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他起伏的一生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歌唱舞台表现不必说妻子、乡亲被屠戮时唱的是一曲曲悲歌号召农民揭竿而起反抗德国修铁路时唱的是蛊惑人心的咒语人物身遭檀香刑时作家也不忘用猫腔调贯穿行刑的始终这样人物孙丙的一生就是一出“猫腔”以至生命在檀香刑中的终结都是一部有头有尾的人生大戏“猫腔”既是人物生命的暗喻个性张扬的载体也是莫言乡恋情节的具体展示。在这里莫言怀念故乡、怀念故乡的风俗人情都在《檀香刑》里在“孙丙这一出猫腔戏”里找到了契合点“猫腔”流淌着故乡高密本土文化的气息像一股来自高密东北原野乡间的风时时激起莫言心中那“抹杀不掉”的留恋真正做到了借物抒情借“猫腔这种家乡小戏借主人翁孙丙的唱腔抒发作家自己的乡恋情怀。二、一生抹不掉的土语方言莫言曾说过“谚语、歇后语是他童年听习惯了的最熟悉的声音是伴随他成长的一种精神氛围也最早开启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①因此作为一种萦绕于怀的故乡民间的文化情结每当听到它们就会让作家感动这种心动使莫言在写作时会情不自禁地把故土的怀念融会于他们描写的谚语、歇后语与方言土语中。如“有枣无枣打三竿、死马当成活马医、 “顺着竿子往上爬、“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瞎慌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喝了痴老婆尿就会大笑不止等等的俗谚在莫言小说中就有很多。方言俗语如“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两个头戴着软塌塌牛屄红帽子、“你恣够了、“小旋风一股股地刮、“拉拉呱、“大堂里点着羊油蜡烛、“好汉子无好妻丑八怪娶花枝等。这里语言闪现着故乡高密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作家莫言一出生就被浸润的故乡文化母乳。所以这些民间方言俗语成了莫言怀念故土的情感寄托与心灵的向往揭示了其家乡高密东北乡民间的真实、朴拙下人性的本原状态。三、记忆深刻的婚殡仪式“婚殡在高密东北乡是一种盛大的仪式表现得相当隆重。莫言回忆过小时候每当人家结婚他要去抢栗子、枣、喜糖吃每当人家出殡他要去看人家是否真哭是否哭得厉害。笔者的家乡离莫言的家乡相隔不远都源自齐鲁文化的熏染在这一点上认同非常深刻。作家对家乡婚殡仪式的描述既3浓淡苦涩的味道也有点点的宁静之美之所以有不同的情感这当然与作家创作主题的需要有关。 《红高粱》中戴凤莲刚过十六岁就由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有钱的财主单廷秀患有麻风病的独生儿子单扁郎在出嫁时乘的是四轿大喇叭叭、小唢呐在轿前轿后吹的凄凄惨惨的奶奶止不住泪流面颊。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旧中国民间社会婚姻文化的核心。 《天堂蒜薹之歌》金菊的父母为了避免大儿老光棍逼金菊与别家换亲致使金菊跟。情人高马演出逃婚———挨打———双双为情而死的悲剧。作家写出了农村婚姻的丑剧、闹剧揭露至今仍存在的农村的畸形的联姻方式意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遥远的亲人》中有八叔结婚时简朴、寒碜而不失热闹的娶亲的全过程的描绘以及为“大奶奶出殡时凄冷的场面展示。这些带有浓浓地方特色的婚殡仪式把乡人的生命本质、精神充分张扬起来。莫言的乡恋情结在他的作品中持久弥厚的原因是通过对故乡民俗文化的叙述而表现出来的。他以作家对故土最朴拙的情感这样的审美理念和价值取向去寻找高密故乡的那些过往的日子寻找故乡至今仍在流传的传奇、鬼神故事故乡的那些美丽的童话。在怀念故土的同时也发现了高密东北乡“丑的一面。因此作家在乡恋的同时始终伴随着的是一种淡淡的哀愁虽然在他的小说中有些表露出喜悦气氛但这种气氛也还是酸酸的、涩涩的哀愁整个民族种的退化既而生发出振奋民族精神的愿望这就是莫言以哀愁作为其乡恋主旨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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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间文化对作家的滋养一个地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它的民风民俗，无论是在政
治、经济还是文化各个方面都有着它的体现。莫言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高密东北乡的民风民俗自然成为他创作的重要色彩，他往往在作品中赋予这些生活经历以新的生命。作家自己也说：“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很显然，家乡的民风民俗强烈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直到二十多岁才离开故乡。相信他已深切的感受了农村生活，而生活给与他的黑暗与苦难，换个角度说，则是对他文学创作的一种恩赐。莫言成长在家乡的黑土地上“那片黑土地对庄稼的种子来说是贫瘠的，对感情的种子来说是肥沃的。”（《神聊》作者自序）而且他还对家乡进行了深切的抒情：“高密东北乡/生我养我的地方/尽管你让我饱经苦难/我还是要为你泣血歌唱。”（《天堂的蒜薹之歌》作者自序）作者直言不讳与故乡的紧密联系：“虽然我身在异乡，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乡；我的肉体生活在北京，我的灵魂生活在故乡的记忆里。”故乡就是莫言生命的源泉、创作的源泉。他曾说：“这段农村生活其实就是我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我塑造的人物，我使用的语言都与这段生活密切相关。如果我的小说有一个出发点的话，那就是高密东北乡，当然它也是我的人生那个出发点”。在莫言的创作中大多数都是以故乡为背景，中国农村的风俗风情、人情世态得到了尽情的书写。作者把潍县年画、胶东剪纸、猫腔、泥塑等民风民俗写进了作品中。在《红高粱》中就有“我奶奶”剪“帼帼出笼”、“梅花小鹿”等描写。总之，民风民俗、民间文化与作者之间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民间不仅在精神层面上滋养着作家，而且也反过来不断赋予自身以新的内容。莫言就是高密东北乡民风民俗的纪录人，作家创作与民间文化相融合反而会出现崭新的灿烂。可以说也正是由于民间文化这样的滋养，才使得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有别于沈从文的湘西、也有别于鲁迅批判小说中的农村生活。二、对民间文化的传承与转化对莫言来讲，故乡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于是，民间文化的传承与转化自然而然的出现在他的创作中。这里所说的民间文化指的是以民间的方式保存和流传的文化，更多体现的是民风民俗。众所周知，山东高密历史上属于齐国范围，齐地文化喜道教，喜虚荣夸诞，而礼教淡薄，同时很具幻想色彩。因此，它具备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魔幻般的想像；二是夸大荒诞的风格。莫言的小说创作正是充分地显示了这两个特征。传承是转化的前提，在莫言的感觉和故事类的叙事作品中，正好表现出了魔幻想象的特点。莫言书写感觉是从不吝啬笔墨的，他的作品总能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作者已表现出他的这一特质了。在这篇小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黑孩形象。黑孩不怕冻，他的脚掌像铁一样，但他内心深处有着的美好的幻象——“透明的红萝卜”。正是“透明的红萝卜”，使得黑孩这么一个瘦弱的小孩子能承受着不堪想象的苦难，抵抗着非人的环境。“透明的红萝卜”只不过是一种美好感觉的象征罢了，却能赋予这个小小的生命以顽强的活力。随后奠定了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独特地位的《红高粱》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俺把秋千荡到了最高点，身体随着秋千悠荡，心里汹涌着大海里的潮水。一会涨上来，一会落下去。浪头追着浪头，水花追着水花，大鱼拉着小鱼，小鱼追着小虾。哗哗哗哗„„然后让大坝决口，让潮水退潮，浪头拖着浪头，水花扯着水花，大鱼拉着小鱼，小鱼拽着小虾。啦啦啦啦啦，退下去了”。如此短短一段话就把荡秋千的感觉伸延了出来，等等......。因此，可以说莫言以感觉的形式直接地接触了民间文化，他用官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生动的感觉世界。随着作家创作的日趋成熟，感觉世界逐渐积累成了一个个的故事。这些故事范围很广，包括神话、传奇，甚至一些神仙鬼怪。作家自己也曾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历史上的任务、事件在民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每一个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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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在不自觉地添油加醋，弄到后来，一切都拔高了。”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如何缓解生活中的单调乏味是农民们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密东北乡的农民选择了讲述传奇故事的方式。莫言就曾就《红高粱家族》说过：“《红高粱家族》好像是讲述抗日战争，实际上讲的是我的那些乡亲们讲述的民间传奇，当然还有我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许多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其实也都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人们在口头讲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由此来看，其实是一个个的故事构成了莫言的大部分创作，这也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实事上，莫言的很多作品都有奇异虚构的特征。但他又不是简单的重现民间文化，他更多的融入了自己的意识，追求生命力的强烈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黑孩的“透明的红萝卜”，还是《良医》中的陈抱缺都是美好生命力的象征。这些故事，都表现出了莫言对生命的殷殷关怀，这也便是作者创作对民间文化的传承与转化。其次，夸大荒诞风格也在莫言的笔下有所呈现，莫言的短篇如《师傅越来越幽默》、《我们的七叔》、《野骡子》等都有一种民间的视角。其实，在--莫言的长篇作品中这种风格有着更突出的表现，例如《檀香刑》正体现了民间精神。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戏子反抗德军的故事。然而故事本身似乎并不重要，它真正要表现的是以孙丙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人的反抗精神。他的虽然失败了，但他却在高密东北乡人心中获得了极高的位置。总之，可以说从魔幻想象到荒诞风格，莫言创作中的民间文化越来越成熟。他的小说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对民间文化的传承与转化。诚如阿城所感受的那样:“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综上所述，莫言的小说之所以深受读者青睐，关键就在于作者不懈地对故乡即高密东北乡情深意切的构想。出身于农村及二十多年生活经验的积累，自然使得他获得了如此融汇古今的创作视角。
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或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莫言的作品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来描写乡村生活的,应该说莫言小说是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代表。莫言的乡土小说更多是以一种平民姿态表达着对于乡土中国苦难的体验乃至认同。他的作品中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对乡村农民的蒙昧与文明之间冲突的担忧与审视。他在笔下不对落后加以诟病,也不会把乡村故土当作梦想天堂一般欣赏向往。莫言一直是以平民的姿态去亲身体验着乡村的苦难和故土的悲壮,直接抒发身临其境者的情感。读过莫言小说,能够深深体味到其中的浓郁乡土气息,尤其是对故土的多彩描述,更是深深吸引着人,而这种氛围则来源于莫言对故乡的复杂情感。莫言将故乡描述为美丽与丑陋、超脱与世俗、圣洁与龌龊、英雄好汉和王八蛋共生共存的地方。故乡在他的身上和作品中都深深地烙上了印记,对于这片他付出了辛劳、汗水,却如此贫瘠、干涸的土地,莫言曾经试图摆脱它的烙印。虽然后来他如自己所愿离故乡越来越远,但事实却是,他时刻没有忘记那片令他又爱又恨的土地。他曾经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日网络对话・秋季对话》中说过:“80年代,我读到了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其中的一句话‘一只黑色而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温热的河水。’这让我想起了我家乡的一条大白狗,然后我写出了《白狗秋千架》,就是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从此,我就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一个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这几个以空间面貌出现的文字,已逐渐成为莫言小说的通用背景。莫言对自己故土的怀想,并不只是描写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干枯的河流和贫瘠的土地。他从民众的情感和体验出发,以一种最平等的姿态去展现故乡的人情风貌,从少时的经历和传说中寻找创作的灵感。《红高粱》中写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事就是有其故事原型的,是高密县志记载的发生在193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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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 另一篇：
一、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每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的作家,都与一种特有的地域文化血脉相连,并且都秉承了一定地域的历史文化渊源,生之养之育之的土地,不仅给予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和素材,而且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文学观念、创作风格、心理结构,其创作必然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1 地域文化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莫言的家乡山东属于齐鲁文化区,这里有着丰厚的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1.1 浓厚的文学传统众所周知,莫言出生地是山东高密,与孕育了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淄川同属一地。《水浒传》和《聊斋志异》便是这个地方的突出代表,前者是歌咏杀人放火、敢作敢为的豪杰行为和“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极富叛逆色彩;后者表现和探寻狐仙鬼怪的幽冥世界,追求想象的满足,神秘、玄妙,不拘俗套,显得放达活泼、轻松自由。莫言十二岁失学后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他除了自己能找一些杂书看看之外,所接受文学和文化的教养大多数来自高密的民间传说,他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爷爷和一个满肚子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奶奶,从小对鬼怪传说便是耳熟能详。就是在这种民间文化的浸淫下,“仙话传说”、“灵异想象”深深植根于莫言的心灵与情感深处,莫言传承了蒲松龄“聊斋”式的叙事模式,以未受浸染的民见乡野的自由想象为基础,超越现实,沟通阴阳两界,将齐文化、时空转化的叙述模式和神怪小说传统有意识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了充满神秘氛围的高密东北乡。1.2 独特的民俗文化民俗是一种社会文化积淀,可以称之为“民族心理”或者“民族情结”,因为一国有一国的民俗,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民俗,某个地域有某个地域的民俗,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莫言的出生地高密县尤其突出。这里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爱谈论狐魅鬼怪、奇人轶事。在民间信仰中,刺猬、狐狸、黄鼠狼、蛇虫、蜘蛛、喜鹊、古树等等,常被人们视为灵异之物,受到人们小心翼翼的敬奉与尊崇。莫言小时候,物质及其匮乏,文化生活单调,对他而言,他的精神食粮除了想方设法找书看,再就是听高密的茂腔戏。莫言经常跟着村里的大孩子追逐着闪闪烁烁的鬼火去邻村听戏,这使莫言这个因家庭出身“中农”而被剥夺了读中学权利的人来说,在文化赤贫与苍白的年代尝到了生活的一丝甜味儿,也渐渐成为莫言精神和生命中的血液,而茂腔那婉转悲切的唱腔和唱词,由于渗入了诸多人生的无常和悲剧元素,从而成为莫言情感的寄托和释放,并影响到他个性气质与人生观的形成。1.3 强悍暴烈的民风山东民风豪强,叛逆性强,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农民均发于此,如西汉末年樊崇领导的赤眉军,隋末的王勃、瓦岗寨,唐末的黄巢,清末的义和团运动等,而高密三界相交的特殊地理位置,使高密处于与外界相隔绝的状态,也让高密成为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这无形中也丰富了莫言无限遐思迩想和自由灵动的才情。2 地域文化在莫言小说中的展现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风格来自描写对象,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俗、方言、文化传统等,作家的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或是作家自己熟悉的东西。莫言的作品也不例外。也正因为此,才有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名词,高密为莫言创作提供的素材既有历史或者现实的人物和事件,也有民间传说故事。在经过莫言的改造后,现实的人物成了小说的艺术形象,现实的事件则成为小说的情节和细节。例如,清末高密西乡民间英雄孙文,率众起事,手持大刀长矛反抗朝廷,迫使胶济铁路改道,曾使不可一世的德国人闻风丧胆的抗德事件构成了《檀香刑》的主要故事情节。抗战期间,曹克明与族兄曹正直率其活跃在高密西北乡的地方游击队,联合高密东北乡的冷关荣部发动孙家口伏击战,共歼敌39名,其中有在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敌板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冈弥高并烧毁敌军车四辆,缴获一辆等,这里面的人物和事件构成《红高粱》的主干。从日本人的劳工营中逃出,在日本北海道的山洞中过了13年野人生活,终于回归故国的高密人刘连仁,经过改造在《红高粱系列》中成了“我爷爷”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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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肥臀》中的鸟儿韩。而高密县颇有政绩、深得民心的县令曹梦九则原名原姓原官原职出现在《红高粱》里,只不过多扮演了一个角色,成了“我奶奶”的干爹。莫言作品中许多残酷的杀人场面也来自高密历史。在高密有记载说李元章怀孕已八个月的妻子,刚跑出家门,被敌人追上来,用刺刀挑开了肚子,剥出尚未出生的婴儿。村民张西德被敌人抓住之后,奋起反抗,敌人恼羞成怒,将张西德五花大绑,用刺刀拨开额头上的皮,拉下来盖住眼睛,残酷折磨致死。从这些历史纪录里不难看出《红高粱》和《檀香刑》里罗汉大爷和孙丙受刑的影子。《丰乳肥臀》中许多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细节,例如上官鲁氏把豌豆吞进胃里回家后吐出来给饥饿的孩子们吃的事例就是取自莫言村里的人们的真实经历,历经人间苦难而决不向命运低头的上官鲁氏则是莫言母亲的真实写照。高密民间的泛神论色彩的动植物崇拜意识,以及三大民间艺术“剪纸、泥塑和扑灰年画”等,这些民俗内容有的直接构成了莫言小说的创作题材,如《红高粱》中“我奶奶”剪的“蝈蝈出笼”、“梅花小鹿”等描写,以此来象征美好生活。然而对作家创作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动植物崇拜和民间神话传说的泛神论民俗,体现在作品中,就是“灵物”、“鬼怪”、“灵异”倾向,如《翱翔》中新娘燕燕在逃婚中如蝴蝶般飞舞;《檀香刑》中具有特异功能的“虎须”;新近的《生死疲劳》中的“阎罗殿”与七道轮回;《球状闪电》中的“刺猬”,《奇死》中的“狐狸”、“黄鼠狼”,《白狗秋千架》中的“狗”,《红高粱》中的“红高粱”等。重要的不是这些“动植物”构成了创作素材,而是这些“灵物”扩大了作家“感觉”想象的范围,体现在作家的感觉叙事中。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些“灵物”就寄托了某种理想的生命品格。此外,便是流行在高密一带的“茂腔”,在被称作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的撤退的《檀香刑》中,茂腔不但是小说中最抢眼的“声音”,而且还决定了小说的基调:凄婉,悲凉,如泣如诉。不仅每章的篇名采用工整的戏剧话本回目式的四字标题,还大胆尝试了别具一格的分卷法:“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而且在每章之前引用一段茂腔《檀香刑》戏文为引子,这就将整个的叙述基调笼罩在“茂腔”的唱腔下。行文中不时出现茂腔戏文,人物的倾诉或道白的排列,也使人物轮换叙述达到了类似戏剧中角色转换般的效果。3 莫言小说地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地域文化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风格,而且丰富了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艺术内涵。莫言在小说中对齐鲁地域文化的描写不仅丰富了其创作的内涵,而且增添了齐文化的人文色彩。3.1 强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莫言将地域文化融入到作品中,不但增添了作品的艺术色彩,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发掘了人物的深层心理,强化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农民都是有着一定地域文化渊源的,无论时空如何转变,他们的本质内核是不会改变的。正是由于受到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才有了匪气十足的余占鳌、忍辱负重坚毅仁爱的母亲、精灵一样的黑孩等,不同的地域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性格,莫言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虽然都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3.2 超越了地域文化的写作莫言虽然眷恋着故乡的土地,但他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乡土作家或寻根作家,在大多数作家努力追求自己笔下的乡间在风情、民俗、人物和语体方面的独特性的时候,却忽视了这些特色的突出表现使得作品的普遍性意义显得薄弱,过于强烈的乡土色彩,掩盖了作品应有的更为深刻的主题。而莫言却放开眼界,恰当地稀释作品的乡土特色浓度,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博大的现代文化的眼光,流露出与世界性现代文化意识相通的情绪。他使作品超越区域性的手段之一是把原乡当做一个开放性的艺术世界来处理,把发生在天南地北的事情都放到高密东北乡这块热土上来写,把在外地获得的丰富的感受带回到故乡来加工。莫言把乡土材料和乡土色彩同现代社会的实质、人的生活、人的本质和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他从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代的特定生活切入揭示生活的本质反映人性的普遍内容,从而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出自故乡而超越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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